统一战线，全称中共，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最先出自于毛泽东《论赞成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时局，拒绝我们勇气地舍弃关门主义，采行普遍的统一战线，避免冒险主义。”在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毛泽东将它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列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统一战线毛泽东抗日民族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产生，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反对、的组织上协助下重新组建（或扩建）和发展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赞成外敌侵略第一次获得几乎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由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以及海外华侨参与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最重要力量，拥戴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的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团结一致抗战，赞成让步战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和发展竭心竭力，从而对夺回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一、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坚决“暂停内战，完全一致对外”、“国共合作”、“赞成战败分化”的主张，并一直拥戴中共关于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一）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构建暂停内战、抗日救亡作出了不懈的希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愈演愈烈后，中日对立已下降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团结起来完全一致对外沦为各革命阶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

然而，面临日军的步步主动出击，蒋介石却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共产政策，一方面，他发布命令“不抵抗”命令，纵容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导致东北全境失守；另一方面，他命令集中力量反攻红军，将内战推上高潮；与此同时，还强化舆论掌控，不准抗日宣传，制止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具有反感爱国精神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坚决国民党的政治高压，敢于指责误国政策，主张暂停内战联合抗日，并大力编写抗日救亡文章，致力公开发表抗日演说，公开发表敦促：“国事自此，一切政见详已是次要之问题，当务之急，唯在如何团结一致全国已衰弱之人心，共临大敌”。[1]（二）大力增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华北事变愈演愈烈后，共产党审时度势，退出“鼓吹蒋抗日”口号，进而将口号转变成“迫蒋抗日”。

对于共产党政策的改变，民主党派人士回应了青睐和反对。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知名的《为抗日救国勒令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声援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暂停内战完全一致抗日，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民主党派立刻回应积极响应和冷淡拥戴：“大家互相秘密宣传读者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兴奋。

完全一致指出《宣言》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体现了我们的心愿和拒绝”。[2]救国会以“团结一致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确保领土完整，攫取民族解放”为宗旨，具体回应赞成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拒绝国民党暂停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牵头红军，联合抗日，给与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权利；回应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抗日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挽回，不让步屈服，直到中华民族获得几乎胜利。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公开信公开发表了《团结一致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低于拒绝》一文，系统地阐释了他们关于创建抗日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成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的暂停内战，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3]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态度在客观上增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希望和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推展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暂停内战，联共抗日”。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否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构成，回应，各民主人士莫不欢欣鼓舞。（三）赞成战败分化，反对团结一致抗战，极力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开始继续执行消极抗日、大力共产的政策。

采行这种政策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日本对国民党采行政治招降居多、军事压制辅的方针，二是英美招降的影响，三是蒋介石本就害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而威胁其统治者。在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共产高潮中，民主党派中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在是左派，为谋求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诚恳拥戴和坚决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决意专制、生产共产摩擦、妨碍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不懈的斗争，是共产党的心目中朋友。

1941年“皖南事变”再次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对敌立场和处置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与了普遍同情和反对，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可笑言论和致使屠杀展开了锐利批评，不仅在道义上有力地反对了中国共产党，使处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倍感难过，而且还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大力的影响。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实际行动传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戴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大力支持，不仅展现出在在政治立场上拥戴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展现出在身体力行，大力赶赴抗日前线必要参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转入陕北、华中、华北等解放区参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投放到抗日浪潮中。乡村建设为首的部分成员，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可怕反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慌忙溃败，极力回到山东战斗，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并肩作战，仰默默。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的许多人士在对日斗争的战场上贡献出有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党派人士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稳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进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为了展开抗日救国宣传，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科学知识特长，创立了许多刊物和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及时地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七七事变罪行，宣传了准确的抗日主张，对于唤起人民的抗战热情起着了极为重要的起到，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不能替代的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农村》、《抗战华侨》等刊物，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对于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最重要的精神纽带起到。知名民主人士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立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强化全民族团结一致，展开长久抗战。

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立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拆分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决“全民动员，抗战究竟”的方针。与此同时，《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到前线，很大地激励了前线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立了《国民公论》，此刊物在坚决团结一致抗战、倡导民主，抨击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享有某种程度独特的态度。

除了以上列出的几种刊物之外，民主党派人士还创立了《文艺阵地》、《抗日救亡日报》、《变革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战时教育》、《新中国报》等知名刊物，另外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图书，如《儿童抗战故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战时读本》等。[4]四、民主党派人士大力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为抗战的胜利获取了扎实的物质协助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凭借在海外华侨中具有普遍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优势，大力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主要为首支)主席司徒美堂，大力发动美洲华侨捐助提供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有司徒美堂领导的筹款活动捐助数额即约5400多万美元。抗战前夕，世界各地总共有华侨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至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争相组织起来社会各界捐款，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抗战开始之后每月捐助2000元以后战争胜利。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难以置信的汇款很大地资助了国内因长期抗战而严重不足的财政，为抗战的胜利获取了扎实的物质协助。[5]综上所述，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依赖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决抗战、团结一致、变革的准确政策，构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溃了敌人的阴谋，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夺回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起到。

与此同时，作为统一战线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起到也是不容忽视的。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一道为举国抗日局面的构成展开了不懈的希望，为击败日本侵略者，谋求抗战的最后胜利充分发挥了独有的起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谱曲了我国抗战史和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从一定意义上谈，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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